而透過這些平埔青年的反思及行動，我們還得以更進一步地重新檢視既存的族群邊界，是否粗暴地抹去了某些人在族群、文化與認同所擁有的其中一部分。

就像魚兒只看見魚餌，而不見魚鉤，其他領導人總是在品聞主席官邸裡盛開的菊花香味時，陷入了精心編造的計謀當中。規模大或小都沒關係，因為最重要的，不是工業效率——因為這在政治上是可疑的概念，而是集權主義動員的能量。

毛澤東繼續在中南海的紅牆內感到極大的不自在。這有著血腥與痛苦味道的三聯旗的另兩面旗，就叫作「大躍進」與「人民公社」。早上、中午、晚上，中國人都在他們奉獻出來的大食堂裡吃飯。在一九五八年五月的這幾個決定性的日子裡，他們所參加的就是一個懦弱的競賽，而這些日子正好也是阿爾及爾發生暴動的時候，這是馬格里布（al-Ma rib，編按：非洲西北部一帶，阿拉伯語意謂「日落之地」。當他想要大空間時，他就離開新紫禁城，住到他在許多大城市的豪宅中。

因此為了從被迫羞辱性自我批判的階級制度開始，不斷向他的人民解釋，他至少介入四次。周恩來向他挑戰，多次在全體會議上自我鞭笞： 中國幾十年革命和建設的歷史經驗證明，毛主席是真理的代表。問題的嚴重性，由德國社會理論家尤爾根・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在一九七三年的論文《正當性危機》（Legitimacy Crisis）裡確認。

因此，像飲食忠告這般尋常的事物，可以毫不費力地突變為生死攸關的警告，並加上這樣的標題：「重大研究顯示，低脂飲食可能害死你」。每一種食品、玩具、化妝品或經驗，都從風險管理人的角度受到評估。哈伯瑪斯命題的言外之意在於，社會缺乏維持自身權威所需的精神或文化資源。霍布斯提供一個大局，將死亡恐懼描述成轉化個人願望，為單一統合力量的動機——最終由此形成世俗國家。

他們也受到各式各樣的衝動激勵，像是發財的願望、宗教信念，或意識型態歸屬。它仰賴的反倒是經由訴諸人們脆弱、對生存不安全，及焦慮的感受來加以驅動。

危險通常被理解成，對人們和他們珍視之事物的威脅。關於慢跑的風險，以及兒童參與學校體育活動的風險，也提出說法。缺少足以構成團結及正當性焦點的正向理想與目標，導致一種基於恐懼的負面權威概念興起。而在這個例子裡，威脅人們的風險是低脂飲食。

風險作為恐懼對象 告知大眾低脂飲食「可能害死你」的那項研究，實際上並沒有說不吃奶油和乳酪的人就會死。但在半世紀後，問題卻仍然持續，建立新一套價值體系以替代喪失權威的舊體系，也幾乎毫無進展。但霍布斯將死亡恐懼採納為一種足以支撐政治權威穩定性的情感，卻與二十一世紀恐懼視角的運作幾乎沒有共通點。更重要的是，觸及日常行為的價值本身，就是不斷爭論與辯駁的焦點。

外表看來，恐懼視角與霍布斯的見解相似，他將人們對死亡的恐懼看作是確立主權統治者權威，及維持社會秩序的基礎。僅僅是對於玩具可能造成一丁點風險的暗示，就足以引起眾怒爆發，導致千百萬產品回收。

傳統上，「風險」一詞指的是損壞、傷害、疾病、死亡，或其他與危險有關的不幸事故之或然率。在這樣的文化形勢中，運用人類信念與希望以激勵其忠誠，贏得其奉獻的觀點喪失了不少關注。

在一九六○年代，這樣的發展被診斷為暫時性問題。如同我在別處說過的：「從正面確認轉向對權威的負面概念，是現代性文化史之中最重要的發展之一。這項發表於《刺絡針》（The Lancet）的研究宣稱：「低脂飲食可能將早逝的風險提高將近百分之二十五。這種視角脫離霍布斯念茲在茲的人類生存之重大鬥爭。從那時以來，正當性危機愈來愈擴大，各國政府不斷尋求一套「新敘事」或一個「大觀念」。在這一脈絡下，恐懼不只是驅動作用而已，還提供了觸及人們生活不同面向的更寬廣視角。

人們貢獻於社會，是因為認同自己的社群或國族。就連旨在促進人們健康的行為，例如低脂飲食，也被這些詞語描述。

尤其自一九八○年代以來，西方社會發現自己難以產生激勵人們認同社會秩序的價值。自一九八○年代以來，眾多評論者都對風險爆炸發表過看法。

道德權威欠缺強勢影響力，創造出這樣一種狀況：傳統價值在其中喪失了對年輕世代見解及行為的泰半影響力。他的分析表明，在歷史上仰賴傳統價值為自身正當化的西方資本主義機制，如今被迫找出新的確認來源。

人們被提醒運動過度激烈的風險。倘若低脂飲食是風險，那麼高脂飲食為何不是？「雖然高脂飲食對減重可能有些好處，但也帶來某些嚴重風險。恐懼作為驅動力的吸引力增強，癥狀之一是恐懼隨時準備好被吸收，進入互相矛盾的運動及倡議敘事之中。共產主義、社會主義，及自由主義意識型態的驅動作用，或者對國族的認同與對資本主義效能的信心，全都顯著減弱了。

文：福瑞迪（Frank Furedi） 動機問題 在一個複雜的後傳統背景裡，動機構成持續不斷的挑戰。自一九七○年代至今，動機問題擴及社會生活的一切面向

這種權威形式，幾乎僅只仰仗保護人們免於危害生命的負面影響。他們也受到各式各樣的衝動激勵，像是發財的願望、宗教信念，或意識型態歸屬。

問題的嚴重性，由德國社會理論家尤爾根・哈伯瑪斯（Jürgen Habermas）在一九七三年的論文《正當性危機》（Legitimacy Crisis）裡確認。它仰賴的反倒是經由訴諸人們脆弱、對生存不安全，及焦慮的感受來加以驅動。

哈伯瑪斯斷言，正當性問題是以「動機危機」（motivation crisis）為基礎，動機危機則是「社會文化體系」無法提供維持社會秩序所需之價值的後果。更重要的是，觸及日常行為的價值本身，就是不斷爭論與辯駁的焦點。從那時以來，正當性危機愈來愈擴大，各國政府不斷尋求一套「新敘事」或一個「大觀念」。僅僅是對於玩具可能造成一丁點風險的暗示，就足以引起眾怒爆發，導致千百萬產品回收。

在二十一世紀，對死亡的警告則觸及生存的細微末節，擁有一種就事論事的庸常性質。社會仰賴這些驅動作用以實現自身目標，維持穩定與秩序。

人們貢獻於社會，是因為認同自己的社群或國族。在這一脈絡下，恐懼不只是驅動作用而已，還提供了觸及人們生活不同面向的更寬廣視角。

昔日激勵公民的價值：愛國主義、忠誠、宗教、意識型態等等，看似喪失不少重要性。實際上，風險討論、風險評估與風險管理，經常提供恐懼視角藉以傳達的敘事。